拎起行裝，我邁向安排妥當的時空之旅。我繫上安全帶，調整手表，回首再熟悉不過的家鄉，腦中浮起即將到來的嶄新世界……

「等一下！」對這段文字似曾相識的讀者，或許會脫口而出：「這可不是先前才登過，叫〈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〉的文章的開頭嗎？」

沒錯，我又在飛機上了。做為現代人不能缺少的經驗，坐飛機除了目的地不同之外，它們的開頭其實差不多。就像進火車後得先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上機後我也忙著把自己安頓好；拿份報刊，把大衣放入置物箱，把書本、電腦、MP3播放器或遊戲機從行李拿出來。總之，就是做神遊物外，不起身的打算。

當大家終於各安其位，正襟危坐地看著飛安示範時，我卻順手抽出飛機座位配置與疏散路徑的說明，想像著這個「局」：如果飛機是「時光機器」，那它究竟是怎樣的空間？我想起威爾斯（G. H. Wells）在《時光機器》（Time Machine, 1905）裡的介紹。那是放在實驗室，有點笨拙的金屬架，裡面安裝著各種材質的機器設備。它有標示時間刻度的操作儀表，指示往未來還是往過去的操作桿，環繞旅行者的鞍座旁。

這麼說，時光機器可不是一般人所想，像一架太空梭或流線型子彈車。在威爾斯的「四度空間」（三度空間加上時間軸）概念裡，它就是類似駕駛座的座位。它沒有在空間中移動的必要，而僅在時光中遊走，上下數萬年。

如同《時光機器》的主人翁時光旅者（time traveler）所邀請的科學愛好者一般，我們好奇時光旅行的體驗到底有何神祕。在20世紀初，由於飛行氣球的實用化，空中飄浮已經不算太稀奇，而在新世界的一角，萊特兄弟的「飛行家一號」還未問世，更別說是無重力體驗。於是，與〈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〉所提到的時差調整不同，威爾斯把時空旅行最重要的身體經驗，放在時間移動的速度感上。

他用這個說法解釋為何時光機不會被過去或現在的人所見，也解釋時光旅行的可行性。試想，如果必須用與過現實生活相同的時間飛到另一個時空，時光旅行的意義可不就大大喪失了？

總之，威爾斯這樣描述時空旅者的體驗。他這樣回憶：「我拍拍機器，旋緊螺絲，往石英桿上了點油，然後坐上鞍座。我就像舉槍對著腦袋想自殺的人一樣，不知道接下去會是什麼。」他吸口氣，咬咬牙，雙手緊握啟動桿，機器「碰」的一聲開動了。

之後，時空旅者在移動中迷失了自己。他發現一旁管家的身影不斷加快，後來竟是一閃而過。實驗室霧氣騰騰，機器聲震耳欲聾，而外面卻是白天黑夜交互變換，快如翅膀的撲打。太陽如火球般跳躍，月亮是黯淡的飄帶，星星則不停地旋轉。「就像坐在雲霄飛車上，只能聽天由命，一直向前衝！」旅者回憶。

隨著時光機的速度加快，旅者的難受開始被好奇、興奮，與隨之而來的未知恐懼所取代。他昏昏沉沉地看季節溶化翻動，文明興起衰頹。

此外，因為沒改變他在空間中的位置，因此乘客的身體在快速移動中竟逐漸「稀薄」，與不同時間裡占據同一空間的物質錯身，在它們的空隙間穿梭。速度，竟是時光旅行中避免撞擊的理由：為了要讓身體更加稀薄與自由，足以穿越各種物質障礙，因此不可減緩速度！在這個矛盾的感覺下，時光旅者終於不自覺拉下停止桿，機器打轉，人也摔出駕駛座，落入新時空，倉促結束了他的飛行。

抽離《時光機器》的片段回憶，我環顧四周。除機尾有群看來像畢業旅行的年輕人興奮交談，用相機互拍外，其他旅客顯然沒有坐上時光機的緊張感。雖然座位也有一堆儀器—閱讀燈、服務鈕、電話、視聽娛樂設備與個人螢幕—但它們似乎都只是要讓乘客忘記自身所在，在旅程中可以安分地坐在位子上。

當然，在四、五十年前坐飛機絕沒有今天舒適，那是恐懼與便捷的交戰。先不論20世紀前半不時發生的墜機事故，科幻科普大師艾西莫夫著作無數，但他本人卻因懼高症自1946年起就不再搭乘飛機，便是一例。

而近年來航空發展迅速，這種恐懼似乎成為過去。不但機艙有靈敏的艙壓調控，飛行也多在平穩的平流層進行。這些改變都讓旅客非但不用管機外的天候變化，甚至不覺得身處數萬英尺高空，以接近音速移動。

這些先進設備也改變坐飛機的「速度」感受。這樣說，在密閉的飛機上，在短則二、三小時，長則十幾小時的跨時區旅程中，大多數旅客與其說是御風遨翔的「空中飛人」，還不如說是被安全帶排排「綁」在座位上，強迫休息，等候招呼的小學生。

〈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〉一文提到飛機是觸發時空想像的環境，不過就實際感受而言，它確實不算新奇刺激的體驗，反倒像安插在出發點與目的地之間，必要但有點無奈的肉體過渡。用古龍在《陸小鳳傳奇》裡的詭異結尾來比方，旅客們像心機重重的商人霍休，把自己放在層層保護的安全籠裡，想藉座位下的密道脫出困境，不料這個機關竟卡住不動。於是在這個尷尬狀況下，他只好繼續待在座位上，等著籠外人添衣送食，也等著扭轉局勢的契機。

我們自然不是霍休。大多數旅客沒有他的富有與謀略，但也無需忍受他在籠裡的孤獨，畢竟這個「時光機器」裡不只有一個人。這種時空感的集合與差異，正是本文的重點。如果〈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〉談的是坐飛機時的個人反思，那這篇文章想談的是感官性，集體性的飛行體驗。固然「相逢自是有緣」，但到底在飛行這個時空的「局」中，會延伸出多少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？

對著手表，出發地時間已接近午夜，機艙卻還沒有關燈的意思—原來還沒送餐。我試著從大螢幕上找出我們的位置，那是跟某品牌筆電桌面相像的世界地圖，上面顯示各地時區，還有條代表夜晚的「黑帶」，勒出她黑夜白晝的腰身。在地圖上，小小的飛機符號正與黑帶纏繞，斜斜鉤出指向曼谷，往黑夜深處飛去的黃色曲線。原來如此。這是〈科技與社會的時空之旅〉裡所描繪的時差世界，而我們就在裡面。

不過，或許是打發送餐前的無聊，或許是排解一整晚等機的疲憊，我不經意與旁邊乘客聊到出發時間這樣晚，飛機到曼谷都已經是凌晨時，竟引起周遭旅客的談興。一位也從台灣出發的乘客告訴我班機晚才好：「這樣才能在上午抵達歐洲，可以馬上工作。」但也有人不喜歡這樣的安排。

前排的自由行達人分享他的撇步：如果在台灣跟團去歐洲，坐的飛機不是一早到歐洲的晚班機，就是下午到，但一大早就要出發的早班機。「在機上折騰一天，但一下機就要玩，太累了吧！還是自由行輕鬆，只要多轉機，時段選擇多很多。」

的確，更遠處似乎有早已不管送餐，更疲累的旅客們，在那呼呼大睡。在候機區見過他們的旅客說他們是從別的地方轉機來的：「或許是東京，或許是洛杉磯，誰知道？」

呵，這才是「時光機器」！坐飛機的趣味可不止於它可以帶領我們穿越時差，也是把背負不同時差，經歷長短飛行的身體，共冶於飛機這個無所屬，不斷飄移的「時光膠囊」中。

果不其然，當飛機停在曼谷，大家昏昏沉沉地晃下機時，我驚訝發現後三排的乘客原來是旅行團。他們有如大夢初醒，以異乎常人的精力抓下行李，熱烈交談，並在嚮導帶領下抖擻踏出轉機區。而飛機完成整補後旅客重新上機，這些人的位子上已換成一批金髮碧眼的旅客，歐洲應該是他們的目的地，我們則變成這些新加入者眼中「更疲累的旅客」。

重回有點擠的座位，我想起「經濟艙症候群」，或者說深層靜脈栓塞（deep vein thrombosis）。它源於大戰期間，許多士兵長期躲在戰壕或防空洞內，因無法自由行動又不喝水，因此身體容易產生血栓。隨著長途飛行的普及，它變成飛機乘客的疾病，指因長時間在小座位上所導致靜脈血流變差，形成血栓，進一步造成的各種問題，包括肺動脈栓塞引發的猝死。

不同以往把坐飛機視為「國民外交」，人人得西裝畢挺才不失禮，旅遊書早已告訴我們，運動服與輕便鞋才是長途飛行的王道裝束。自由行達人似乎更知道如何讓自己舒服，他望望機艙後段的相連空位，走過去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不過在空間掙扎外，在這個「時間膠囊」中，決定身體感的最重要活動是飲食與睡眠。雖然依舊昏昏沉沉，上機後不久我又進了一餐，飛機才把主燈熄滅，宣示這個空間的深夜到臨。顯然，在目的地與出發地的時差間，飛機藉由人為的進食與睡眠，調整旅客的生活節奏。而我們也像實驗室中的小鼠，在各種約制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身體感覺。

而光線與飲食，可不就是「生物時鐘」的來源？我想起上回沒來得及翻閱的李宇宙醫師的《上帝在玩擲骰子》，就是用一群天天準時報到和瑞士醫師August Forel共享早餐的蜜蜂，以及法國科學家Jean Jacques d’Ortous de Mairan在1729年所發現，「守著陽光但也守著自己」的含羞草科植物，為讀者打開這個奇妙的生命現象。而生命的精巧也確實值得讚嘆。

生物時鐘的研究不只揭露更多長短不一的身體節奏，例如約日節律（circadian rhythm）、長日節律 （infradian rhythm）、短日節律（ultradian rhythm）等，科學家也注意到啟動這些節奏的複雜因素。光雖然是終極「提時器」（time–giver），透過視差上核（suprachiasmatic nucleus）校準生命活動的進行，但溫度與磁場也扮演著重要角色。當然，分子生物學者已經指出部分生物時鐘的基因，但生物時鐘研究對我們更重要的啟示，是揭露生物「小宇宙」與外在大宇宙之間複雜的張力與協調；生命的意義捨此莫由。

飛機的特性在於它連接外界大宇宙與生體小宇宙，是標準化的時空中介。在跟一位資淺空服員要杯水時，我找機會想問出這些調控規則。只是，我似乎想太多了，她沒有預期，也沒想過這些。不過，她把問題轉給前輩，而她給我一個有趣的答案。

「事情沒那麼複雜！」資深的空服員這樣解釋。雖然在飛機上大原則是4小時供餐一次，但由於不到穩定氣流層不能送餐，加上每次送餐需要兩個半小時準備，而長程旅行要送出兩個主餐，因此她們沒考慮太多「節奏」，抓到時間就要送。我問：「那燈光呢？」她說原則上只有在有活動時，比方說供餐、起降或賣免稅品時機上才開主燈。「反正大家有閱讀燈嘛！況且這樣看電影也比較方便。」

的確如此。望著黑暗機艙中的點點昏黃，我似乎看到燈下各自沉思，或者在燈外進入夢鄉的時空旅者。他們有著自己的生活步調，也有不同的時差要克服。

科學研究告訴我們，如果生物與外界隔絕後，其內生性生物時鐘的一日周期會緩緩延長，超過24小時。不過，飛機顯然是用「壓縮」的方式訂出生活節奏。閱讀、打電動、看電影，這些日常生活的靜態動作，在空間的限制下成為保持清醒的主要活動。而與此相對的，則是什麼都不做的睡眠。李宇宙在他的書中談到睡眠的社會意義，並引用他的老師Thomas Roth的話，說睡眠是「預防沒有睡眠的後果」。不過，從科技與社會的角度看，睡眠在機上卻是在無事可做的狀況下，選擇不活動的結果。

對這有點人工，有點集體，但也有點生物基礎的時空約制，我與空服員聊起最近的一起職業賠償新聞：一位任職航空公司30年的空服員被診斷罹患乳癌，法庭認為這是因為她經年累月的不規律工作所導致的，判定國家必須賠償。比起先前對送餐時間與節奏的窮追猛打，這才是她們比較關心的議題。不過，在講完這則報導後，我卻像用盡電力的電腦一樣，以未預期的「待機」狀態陷進夢鄉，留下未熄的閱讀燈，曖昧地標示我的活動狀態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當我醒來時主燈已經亮起，空服員開始送早餐，自由行達人不知何時也回到座位上了。一時之間，我竟不知是我的生物時鐘開始適應機上，還是食物香味或是燈光喚起我的身體記憶。

在半夢半醒間，李醫師的妙語浮上腦海：「我們的身體動態自生命形成開始，便被許許多多裡裡外外的節奏所構築，沒有人不希望自己所有的生理時鐘能準確如常，那是重要的安全保障。但我們居住的時區和社會生活也是另類的時間地圖，我們也會期待，偶爾可以脫離常軌，日子不要過的太過精確……這是身體的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弔詭處：一方面需要緊緊跟隨既有的生物時間，同時又希望創造擁有自己的節奏。」

飛機顯然是這樣的「局」，它的感官架構是如此真實，也如此脆弱；在身體以為已經開始適應機上節奏的同時，飛機卻藉由降落，宣告這個「異空間」的崩解。

但身體畢竟是誠實的。在顛簸跨出空橋時，我意識自己的身體還在調整，自由行達人卻早已精神奕奕地超過我，他還要轉機到東歐。研究指出跨時區的調整有時需要好幾天，而不同器官也有不同的調整速率。不過，這些講法卻不如親身體驗實在。

時空旅者可不是這樣說：「我就這樣回來了。我肯定有很長一段時間坐在機器上失去了知覺……我搖搖晃晃跨出機器，坐到長凳上。有一陣子我抖得很厲害，之後漸漸平靜下來。周圍是原先的實驗室；它和以前一模一樣。我可能在那裡睡著了，整個事情簡直就是一場夢。」

但我們都知道，時空之旅確實發生了。於是，我們這些時空旅者下機、進城、入住、洗澡吃飯、聯絡事情，為歷經長途飛行的身體展開新時空下的生活。

後記

這篇文章的主要靈感來自《上帝在玩擲骰子》（新新聞，1999），談時間與生命經驗的各種遭遇。在我開始親近文史時，有幸跟作者李宇宙醫師認識，得到許多鼓勵與啟示。在讀這本書時，我不時憶起與李醫師短暫相處的點點滴滴，與他豁達爽朗的笑容。謹將這篇文章獻給英年早逝，遁入異時空的他。